导读: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,我国的商会组织既受到了重大影响,又展示了蓬勃发展的趋势。为此,我们特邀请海南省知名管理专家,我会会长,海南省湖北商会秘书长兼常务副会长胡卫东,分析疫情对我国商会组织影响并对未来商会发展进行了展望。
我所说的商会,是特指由民营企业家和非公经济人士发起设立的商协会组织,包括地缘性异地商会,业缘性行业商会和学缘性校友商会等。我将通过案例证据和历史逻辑来表达我的一些判断和观察。
我们知道,商会组织是典型的第三者角色。它既不同于政府,承担社会管理的主要责任,并用强制性税收来支持自身运营和公共服务投入;也不同于企业,通过市场化运营来获取盈利来支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。
在抗击疫情中,作为介乎与政府和企业间的商会组织,既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,要求会员遵守各项防控规定,坚守在全民抗“疫”的阵线上,更要发动会员企业弘扬奉献精神,捐款捐物,还要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上做好积极的引导服务。
此次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疫情危机,对商会组织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,产生多大的影响?这个问题对商会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式、作用领域和战略定位有直接关系,我认为必须做一个总判断。关于疫情对商会的影响,我的判断是短期影响有限,长期影响巨大。
所谓短期影响,是指疫情发生期间对商会的直接影响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所谓长期影响,是指疫情发生后对商会未来发展的影响。我认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。
第一,进一步深化了政府对商会的认知。在本次疫情中,我得知了两个领导的讲话和批示。一是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于2月28日在武汉召集部分武汉校友、楚商代表座谈,勉励他们积极参与战“疫”。随后,全球楚商异地商会和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全球分会迅速行动,为保卫湖北和武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二是,海南省委副书记、省长沈晓明于2月28日在浙江商会会长马云收集汇总的《惠企政策措施浙商企业家建议》上做了重要批示,把浙商提出的政策诉求,作为应对疫情抓经济工作的高效手段。可见,政府通过疫情危机,对商会作用有了新认识,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商会发展模式形成重大影响。这种案例较多,几乎各省和地市政府都有。
第二,进一步拓展了商会职能空间。商会到底做什么?如何为政府服务?如何为社会服务?如何为会员服务?这些问题还处于探索中,没有形成机制化的职能体系。大多数商会还停留在联谊交流层面,有人戏称商会为“自娱自乐”型。在此次疫情中,由于事件倒逼,一些商会一方面积极宣传政府的防控政策,通过公开信和自律告示来要求和约束会员的行为,一方面主动向政府反映会员的困难和诉求;一方面发动会员捐款捐物,一方面为会员企业员工复工复产积极协调;一方面安慰会员,一方面服务老乡等。这些由危机事件倒逼出来的工作职能,正好体现了商会价值,如果能够及时梳理和固化,将逐步演化成商会机制化的工作职能。
第三,进一步提高了商会的社会影响力。以海南省湖北商会为例,在这次疫情中,由于家乡湖北处于疫情重灾区,海南省政府安排了专门机构对接商会的防控工作,使商会在抗击疫情总体战和阻击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。商会因为包机组织滞留在海南的老乡返回家乡,获得了在海南7万多湖北游客的高度评价,央视等主流媒体连续进行了报道;商会组织医用物品和瓜果海鱼等物质捐赠给湖北和海南,同时为滞留在海南的湖北老乡解决了许多生活难题,全面提升了商会在湖北和海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全国类似案例很多,可以从整体上提高社会对商会的关注度。
总之,从疫情对商会的影响看,短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,长期有利于商会实施战略转型,由“联谊性、娱乐性”向现代商帮性商会转型。
我们先讨论一下商会发展的历史逻辑。商会组织发源于法国,商会在中国则是近代化的产物。古代并没有这个概念,但有商会性质的组织,那就是会馆,明清两朝,商品经济渐次发展,各地会馆应运而生。清末实行新政,随后就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。
我国商会发展有一条规律,就是直接受到政府对商会的认知提升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。从时间点来看,往往都与重大事件有关。如辛亥革命前夜,中国各地的商会达到了1000余家,武昌起义的后勤保障主要来自汉口商会,前后提供了数百万银两,解决了革命军的给养问题。
北洋时期和蒋介石统一全国后,商会的性质、作用都一脉相承,没有根本改变,商会的合法权益自然也就得到了保障,当时的政府忙于政治与军事,几乎无暇顾及工商实业,但恰恰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,直至抗战前夕,当时中国的GDP稳居世界第二,是日本的两倍,这主要得力于商会的贡献。
商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帮会,是企业之间抱团取暖、相互帮助、共同发展、做大做强的民间组织。是政府的帮手,可以帮助政府管理协调企业,促进地方经济发展,也可向政府替企业争取合法权益和扶持政策。
汶川地震中,我国商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新型的商人组织形态出现。商会在地震救援行动中提供信息、快速反应、疏通瓶颈、捐款捐物等,发挥了独特作用。地震救援实践成为商会在当代社会亮相的绝佳机会,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,各地方政府对商会组织成立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我国商会由早期的一省一会,发展到省、地、县多层次的地域性商会,一些校友社团也积极细分为校友企业商会,行业协会也开始与政府脱钩向现代商会转型,形成了商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新局面。
后记:商会的核心成员是企业家,这是一个最具基本共识也是最务实的群体和阶层,由他们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是最有成效的。我相信,新冠疫情之后,社会各界将重新评估商会组织的价值,积极促进商会组织向现代商会转型,并以商会的发展来推进中国政治进步、社会和谐与民主发展。
(胡卫东,海南省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会长,海南南海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,海南省湖北商会秘书长、常务副会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