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海南人才困境的“三重门”

海南的人才结构呈现出独特的“哑铃型”特征。在2023年人才统计中，旅游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38%，而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不足15%，生物医药、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人才缺口超过2.3万人。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“候鸟型”人才与本地产业需求错配，三亚国际数学论坛的参会专家中，仅有12%选择在海南建立长期研究团队。与此同时，本土人才培养体系尚未突破传统窠臼，海南大学毕业生留琼率连续三年低于45%，形成“培养-流失”的恶性循环。

政策落地中的“玻璃门”现象尤为突出。尽管海南已推出59项人才新政，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“政策空转”。有家重点园区的人才公寓入住率不足六成，因配套政策衔接不畅导致人才住房补贴难以兑现。国际人才流动的便利化承诺遭遇现实困境，一家外资研发机构负责人坦言：外籍科研人员工作许可审批周期仍比上海自贸区长5个工作日，这种制度性成本正在消解政策红利。

创新创业生态的“盐碱化”趋势令人担忧。对比深圳“4个90%”的科创特征（90%研发人员在企业、90%研发投入源自企业、90%专利产生于企业、90%研发机构设在企业），海南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1.2%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海口江东新区一家科技孵化器内，30%的初创团队因缺乏应用场景和技术转化通道选择撤离。这种生态短板正在形成人才流失的“虹吸效应”。

二、解码人才破局的他山之石

深圳人才战略的迭代演进具有典型研究价值。从“三来一补”时代的劳务工引进，到“科创22条"实施后的全球引才，深圳构建了“产业聚才-平台育才-生态留才”的完整链条。华为松山湖基地通过“科学家工作室”制度，实现基础研究人才与企业应用需求的精准对接。这种“人才-产业”共轭发展模式，使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密度达到28.6人/平方公里，形成强大的创新磁场。

长三角“人才飞地”的创新实践提供新思路。杭州未来科技城与上海张江科学城形成“双核联动”，通过研发在上海、转化在杭州的协同机制，实现人才要素的跨区域配置。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搭建的“离岸创新中心”，在波士顿、新加坡设立人才工作站，破解地域限制对高端人才吸引的制约。这种开放型人才网络的建设，使长三角人才流动效率提升40%。

新加坡人才立国战略的启示在于制度设计的系统性。其“人才准证”体系将签证审批与信用评级挂钩，建立动态评估机制；科技局（ASTAR）推行的科研PI制度，赋予首席科学家项目主导权和经费支配权；人力部推出的人才竞争力指数，构建起涵盖52项指标的评价体系。这种精细化、数据化的人才治理模式，使新加坡连续十年位列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前三。

三、构建海岛特色人才生态圈

海南需要建立“靶向引才”的精准导航系统。借鉴上海临港新片区“重点产业人才图谱”，绘制自贸港紧缺人才动态热力图，建立“岗位需求-人才供给”智能匹配平台。针对种业创新、深海科技等特色领域，实施“琼崖英才”定制计划，推行“揭榜挂帅”制度，将人才引进与重大科技攻关深度绑定。

“候鸟人才”资源的转化利用亟待机制创新。可参照美国佛罗里达州“季节性居民计划”，建立弹性工作制度和分时共享实验室。三亚南繁科技城可试点“冬令科学家”计划，配套建设流动人才公寓和科研设备共享平台。建立候鸟人才数据库，开发“云上智库”系统，实现智力资源的全时域调用。

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是根本之策。海南应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，在热带农业、航天科技等领域推行现代学徒制。支持海南大学与重点园区共建产业学院，实施“3+1”校企联合培养。建立省级技能认证中心，开发“海南工匠”认证体系，打通职业教育与职称评定通道。

在自贸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面前，海南的人才战略需要超越简单的政策优惠比拼，转向更深层次的生态系统重构。这要求各级政府以“十年树木”的定力培育人才沃土，用制度创新的勇气破除体制藩篱，凭开放包容的胸襟汇聚全球智慧。当海南能让人才能量充分涌流、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时，这座热带岛屿才能真正成为人才向往的“机遇之港”。新春第一会的召开，既是集结号也是冲锋令，海南的人才突围战没有捷径可走，既要拿出“百万人才过海峡”的气魄，更要有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定力。这场人才突围战打好了，海南就是下一个奇迹；打不好，恐怕又要重复“起了大早赶晚集”的历史遗憾。寄希望2025年新春第一会带来自贸港人才的春天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本文所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

作者：胡卫东

海南南海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

海南省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首席管理专家